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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 老字號

發布時間:2010-08-28來源:作者:點擊:

 這是一家商號全體員工的合影,拍攝的時間是1927年,拍攝這張相片的目的是紀念商號開業四百周年。 
  四百多年前,明朝嘉靖年間,山西平陽府趙姓的三個兄弟來到北京城做生意。北京城位于天子腳下,王公貴戚、名門望族的府第比比皆是。這些人在生活上極為講究,越是奢侈越是稀罕的東西,越受他們歡迎。流風所及,當時北京城內的平民百姓在吃喝穿戴等日常生活上也互相攀比,毫不馬虎。 
  經商的生意人紛紛投其所好,專挑奢侈高檔的商品經營,這樣不但利潤大,而且買的人也多,做這種生意自然更容易發財。 
  但是那三個來自山西的商人并沒有這樣做,他們經營的商品看上去雖然很不起眼,但居家過日子誰也離不了。俗話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他們的商號里除了茶以外,其他六樣東西都賣,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恰如其分地給商號起了個名字叫“六必居”。 
  直到今天這塊由山西商人創立的字號招牌依然高懸于廳堂之上。無人不曉的六必居三個字還是那么響亮。盡管店里經營的內容還是那么普通,但就是這間樸樸實實的老字號,挺過了四百多年的風雨坎坷。 
  北京最繁華的商業街上,有一家叫“都一處”的老字號。說起這塊都一處的招牌還有一段不凡的來歷。據說,乾隆初年,都一處還只是一個街邊的小飯鋪,店主姓李,老家在山西。乾隆十七年臘月三十晚上,京城飄起了漫天大雪,各家商號都早早收拾東西,關門打烊,準備過年了。天越來越黑,冷冷清清的街上只有那個姓李的山西商人經營的小店還在靜候著主顧。因為本小利薄,就是在大年三十這樣的時刻,他也不敢怠慢。一來是因為多年養成的習慣使然,二來盼望著還能有人光顧小店。 
  將近子夜時分,店里終于進來了一主一仆,他們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頓老板親手做的可口飯菜后,并沒有急著離去,而是打量起這個店來。當他們發現小店連招牌都沒有,就叫老板拿過紙筆,題了“都一處”三個字,意思是這個時候整個京都還在開張營業接待客人的店鋪只有這一個地方了。 
  過了不久,這位山西商人接到了從宮中專門送來的一塊虎頭牌。到這時候他才知道,原來那天晚上來的客人竟然是微服私訪的皇帝——乾隆。 
  這個故事的真偽現在已經無從考證了,但都一處這塊招牌卻是實實在在地掛在這里兩百年了。這個故事在兩百多年的時間里,隨著都一處的生意越做越大,流傳得也越來越廣。 
  清代同治年間的文人李靜山在他的《增補都門雜詠》中說:“京都一處共傳呼,休問名傳實有無。細品甕頭春酒味,自堪壓倒碎葫蘆! 
  中國經濟史學會會長經君。骸斑@個反映在各個方面,我們說過去的商人能夠幾百年的存在,比如現在說起北京就是同仁堂,說起南方就是胡慶余堂等等這樣一些,像什么桂香村或者六必居等等這些商店,那么它們之所以能夠存在,它的存在期限是以百年計,這個存在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因為它以誠待顧客。這個顧客當然包括這幾個方面,一個方面從生產角度來講,它不弄虛作假,它貨真;從價格上來講,它不會一個人一個價,它不會騙你,它不會隨便地給你漲價,給你胡來,那就是它的價實! 
  學者余秋雨:“這種誠信體現在一件事,體現在一個最根本的原則就是,如果我沒有這種道德支撐的話,沒有一件事能做成。買者和賣者之間,它盡管有法律保護,但是如果沒有這個基本誠信的話,法律的空子多得很,可以鉆來鉆去,它可以鉆法律的空子,結果還是讓很多人欲哭無淚。這樣情況就很多了,空間如此之大,法律的網也不能那么緊密,所以這種誠信的好處就在于,就是它靠一個人的人格操守,變成人和人之間不約而同的某一種人間契約,就是一個人的人格操守變成人間契約。這個契約就變成群體性的人格操守,這個成為許多商業運作的平臺! 
  生意無論做得大小,店鋪都需要有名可稱,把商號的名稱懸掛起來之后就成為字號。晉商的字號多如牛毛,因為它的生意種類繁多,但能把字號連同它的事業長時期地保持下去,就不是所有山西商人都能夠做到的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些被人們熟悉了上百年的老店、老宅,盡管它們的主人也許經營之道各有不同,它們所經歷過的事情各有不同,這些都無關緊要,但要稱得起老字號,經得起百年風雨,讓世人永遠地記住它,它們需要做些什么呢?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到達中國的俄羅斯客商帶來的采購清單中,有一樣特殊的商品,川字牌磚茶。 
  令他們失望的是,不但市場上找不到這種茶,甚至眾多的中國企業、邊貿商人也沒有人知道這種商品產地在哪兒?是由誰生產的? 
  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一段沉寂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重見天日,在這個時候,許多山西人才第一次知道了在幾百年前,他們的祖先曾經做著令后人難以想象的大買賣。 
  一批山西商人的住宅被清理出來,對外開放,當年的很多老字號被開辟為博物館。 
  在這個叫長裕川的茶莊中,人們發現,這里曾經是一家專營對俄對蒙貿易的大商號,而當年他們向俄國輸出的一種主要商品,就是川字牌磚茶。 
  這就是那種頗具傳奇色彩的商品。是什么原因使俄羅斯商人對這樣的商品情有獨鐘,甚至制造這種商品的商人已經消失近百年之后,仍然會讓他們念念不忘呢? 
  內蒙古作協副主席鄧九剛:“這個磚茶到了蒙古草原,西伯利亞。過去的就不講了,認到什么程度不講了。就是一直到現在,蒙古人,包括呼和浩特,包括我自己,只認這個川字茶。哪怕這個茶葉已經是,早就不知道變得是什么人生產,內容、質量都已經變了。但是人們還認這個,這種深入骨髓的品牌,簡直是讓你贊嘆!奇跡!你就是難以相信,這么多年過去,大盛魁都不知道了,而且茶葉加工廠,大盛魁沒有了,茶葉加工廠后來歸公了,成了公家的工廠了,但是這個川字牌的這個品牌一直延續下來,一直到現在。我每到國慶節那天,開始喝磚茶在我們家,喝奶茶,一直到現在還喝著,每天早晨必然要喝! 
  離山西省省會太原市不到五十公里,有一個叫車輞的村子。大約一百年前,村子里曾住著一戶叫常威的商人。 
  常氏家族的宅院,今天依舊坐落在村子中央。整個宅院占地150畝,共有房屋一千五百多間。當時曾有三千多人生活在這個宅院之中,常氏家族的成員有800多口,其余的是服侍他們的傭人和仆役。 
  清末文人徐珂在《清稗類抄》中曾提到過常氏家族的財富,他粗略地估計當時這個家族大概有一百數十萬兩的家產。實際上徐珂是大大低估了常氏家族的實力。到光緒初年,常氏家族在全國十幾個城市中都開設有商號,僅漢口一地,大的商號就有十二家。 
  這些商號的名字被詳細地列在光緒八年1882年修訂的《漢口山陜會館志》中。據現在的一些學者對常氏家族當時財產的重新估算,常家擁有的白銀數量在一千萬兩以上。擁有了富可敵國的財富之后,常家對自己經營的商品仍然沒有一絲馬虎,大生意是這樣,小生意也是這樣。 
  原山西榆次市縣志辦主任李林娃:“咱們榆次人都知道的瑞隆裕,瑞隆裕它一個賣鐵鏵、麻繩,就是一個雜貨鋪,和農家很緊密的一個雜貨鋪。它在進貨的時候呢,也是他們親自去,會到最好的地方去進。你比方說像這個瑞隆裕吧,它那個沙鍋一定是要去平定的。它磨的那個香油,那個芝麻,它只選平遙的。平遙芝麻個兒大、皮薄、出油率高、油質好,它一定要取平遙的。那個麻,它要去東山一帶,進回來以后自己打。這么大的一個家族,但它就靠一條麻繩,在晉中一帶享有聲譽數百年。就是現在老人們還在說,瑞隆裕的麻繩如何如何。它就是把上好好麻進來以后,精心加工,自己加工,自己雇技工在那兒打麻繩。人家一條繩子比方用三年,它這個可以用十年! 
  明代一位山西著名商人王現說過這樣一段話:“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污,故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天之鑒也! 
  四百多年前的晉商把修德之行與取利之途之間的關系洞察得如此透徹,境界標立得又如此高遠,“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天之鑒也”,他告誡后人:不要目光短淺,不要在利益面前丟棄了為商、為人的根本。有了清白的名聲,有了忠誠和信義,還愁沒有利嗎? 
  山西師范大學教授史若民:“忻州有一個叫陳其昌的,是道光十一年生。14歲到口外學藝,經營的是棧房。別人在這個店里邊給他存了些東西,十幾年,好多人都以為這個人早都不在了。你把它貨處理了就算了,但是陳其昌始終認為,貨是人家的,我不能輕易處理,始終給他完好地保存。所以十幾年以后,當這家的后代到這兒來找的時候,發現這個貨還完好無損,所以陳其昌后來開設商店。由于這件事,周圍許多人都知道。陳其昌這個人非?煽,所以陳其昌后來成為個有名的綢緞商人! 
  包頭醫學院人文科學教研所教授張貴:“皮毛店的含義,它是一種中介性的行業。你把皮毛弄來了,我幫助你推銷賣出去,從中收取一些雇傭金,百分之二。這樣的皮毛店,今天講就是貨棧,商家好多貨就在這兒存著,一場大火燒了。燒了以后,廣恒信講信用,按原來的清冊,逐項算,都給賠償了。這樣就流傳下廣恒信寶店不漏針,就是廣恒信一根針掉下來,人家商家也不漏掉,要歸還給你,非常講誠信。所以失火之后,不僅沒有造成商人的損失,有更多的商號來到這個地方,進行皮毛交易! 
  公元1887年,在中國歷史上是光緒三年。山西、陜西、河南、河北等省遭受了三百年來最大的一次旱災。其中山西是災情最嚴重的地方,顆粒無收的情形到處可見,災荒持續了三年。據清政府的官方文獻記載,當時山西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這次災荒。 
  發生這樣嚴重的災情,商人當然也不可幸免,眾多的晉商家族中,常氏家族的損失尤為嚴重。當時支撐常家家業的主要生意是與俄羅斯商人進行的茶葉貿易,大量的茶葉從江南產茶區運往中俄邊境。大災之年糧食絕收,連人都要以樹皮、草根果腹,平日里依靠大批牲畜充當運輸工具的隊伍,這時是無論如何也組織不起來了。 
  由于商路的斷絕,過去晉商每年向俄羅斯輸出的20萬擔茶葉,銳減到8000擔。從這組數字就不難推測出常氏家族當時所蒙受的損失。 
  為了不坐以待斃,常家曾想出各種辦法來渡過難關,包括省吃儉用,縮減開銷。但與此同時,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常氏家族在這個緊要關頭對外宣稱,拿出三萬兩銀子在家族祠堂中修建戲臺。 
  原山西榆次市縣志辦主任李林娃:“它不是在這么個困苦中,擺什么闊氣,不是這樣的,而它是要用這個作為借口,給車輞村的和鄰村的鄉親們,變相地賑災,賑災也不落一個施舍的名,那么用這個辦法好,他們想出這么一個辦法來。他們蓋房,只要你能搬動一塊磚頭,我今天就給你吃飯,今天我就管飯了! 
  常氏家族認為沽名釣譽的名聲是斷然要不得的,他們把自己的善良舉動,用修造戲臺這樣的借口掩蓋起來。而掩蓋樂善好施的真正目的,是要讓那些得以救助的人能留有自尊地咽下通過辛苦勞動換來的一餐一飯。大災持續了三年,常家的土木工程也持續了三年。當年被救助的窮苦人也好,今天為此感嘆的人也好,有誰能說清常家這個本以經商獲利為業的家族為此付出的代價呢? 
  《常氏家乘》是常家記載祖先事跡、家族歷史的典籍。常氏后裔在記錄祖先的經商歷程時,談得最多的不是掙了多少錢,開了多少商號,而是他們在商旅生涯中表現出的道德操守。 
  “至于寄跡廛市,更有可法者,櫛風沐雨,以煉精神;握算持籌,以廣智略,其深藏若虛者,有良賈風,其億及屢中者,有端木風,持義如崇山,杖信如介石,雖古之陶朱不讓焉! 
  中國商業史學會會長胡平:“山西商人誠信為本,這是它經營的核心理念。我把商業文化分成好幾個部分,商品文化、商業營銷文化、商業環境文化、商業倫理文化,按道理說,晉商這四個部分都有。那么商業倫理文化,經商就要致富,要有效益,但是經營中間要生財有道,不能欺詐,要誠信。這個是晉商所以興盛,它核心問題解決了,核心的價值觀是誠信。那么誠信用到我們現代的文明社會來看,同樣非常重要,F代的知識經濟也好,信息經濟也好,它本身是個信用經濟。你比如說要入世,如果沒有誠信,跟你做了一個買賣,后面人家不會跟你做了。一錘子買賣是不行的,因此要憑著守信、合同,服務各個方面都要配套。晉商的誠信從史料里看,這些方面都很多的典故。 
  山西財經大學教授葛賢慧:“那么與此同時,對學徒要進行一些道德,講信用,維護這個商界自己這個形象,這些訓練,甚至要專門請老師來,當時講的話呢,《大學》、《中庸》都要講。像喬家這個大德通,高鈺那個時候,面對的西方商人入侵,進來之后的話,市場上花花世界,外面這個各種各樣聲色犬馬刺激,他覺得我這個號,一定要把人這個思想維持集中起來,那么就通過學習《大學》、《中庸》,維持一種正常的心態,一定把信用、道德放在前面! 
  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許多王公貴戚、豪門望族都隨著慈禧、光緒逃往西安。由于倉皇,這些人甚至來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銀細軟,他們隨身攜帶的只有山西票號的存折,一到山西,他們紛紛跑到票號兌換銀兩。 
  山西票號在這次戰亂中損失慘重,它們設在北京的分號不但銀子被劫掠一空,甚至連賬簿也被付之一炬。 
  沒有賬薄,山西商人就無從知道什么人在票號里存過銀子,更無從知道儲戶到底存了多少銀子。在這種情況下,山西票號原本可以向京城來的儲戶言明自己的難處,等總號重新清理賬目之后再做安排,這樣的要求可以說合情合理。因為來取銀子的難民剛剛經歷過京城的兵災,很多人甚至是親眼目睹了票號被劫掠的情況。但是,日升昌沒有這么做,以日升昌為首的所有山西票號都沒有這么做。他們所做的是只要儲戶拿出存銀的折子,不管銀兩數目多大,票號一律立刻兌現。 
  山西票號這樣做,無疑是承擔了巨大的風險,面臨眾人的擠兌,再加上真假難辨,在這種局面下,票號經營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滅頂之災。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號面臨危難之時所表現出的膽識讓人贊嘆。他們不惜以不計后果的舉措向世人昭示了信義在票號業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以義制利的古訓被晉商透徹地理解之后貫徹在實踐當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來山西票號擠兌銀兩的多是王公貴族,他們的行為屬迫不得已,是國難所致。不論時間長短,災難是會過去的。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經濟實力都不容忽視,為此從長遠看,票號冒一定的風險,有可能會給自己帶來更多更大的機會。 
  以后的事實證明,日升昌的判斷是準確的。 
  戰亂過后,當他們在北京的分號重新開業時,不但普通百姓紛紛將積蓄放心大膽地存入票號,甚至朝廷也將大筆的官銀交給票號匯兌、收存。 
  日升昌為首的山西票號在擠兌風波中,以甘冒風險的代價換來了名利雙收。義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價值觀,“人所棄我則取之,人所去我則就之,而公之業益饒”,“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學者余秋雨:“當時非常講究這一點,如果缺少這種道義感的話,人們怎么能夠相信,把我的錢交給山西票號,完全交給它,怎么能夠相信。它又沒有國家力量做它的背景,它又不像現在我們想的,靠什么樣的一個支撐,使我們可以完全依賴,它沒有。同時當時法律也不健全,我們又不可能通過打官司的方式,把它違反信用的地方,我們來請法律來保護我們。既不是朝廷和官場保護,又受不到法律保護,這樣的商人居然要做起異地兌換這樣的金融事業來的話,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信用。這個信用,山西商人居然建立了。它建立的和歐洲當時資本主義商業剛建立起來的情形有點不一樣,他們真是把儒家和農耕文明當中的那種誠信挪移過來,和商業文明組合在一起,所以有一種很好的成果。這一點我覺得,如果說第一度他們從農耕文明,轉向商業文明的時候的人格轉變,是一種背離性的,那么這一種是組合性的! 
  利以義制和唯利是圖是生活中美與丑的兩個方面,是經商之人道德觀的對立。但無論怎么說,利以義制的核心是告訴人們行義的目的是可以考慮利益回報的,因為商人天經地義的目的還是要獲取利潤。 
  大德通卻是一個例外。 
  大德通是由喬家大院第三代主人喬致庸一手創辦的票號。清末社會動蕩,辛亥革命改朝換代,許多票號不是業務被官方銀行奪走,就是因為時局艱難,存款大幅萎縮而面臨歇業倒閉。資本實力雄厚的大德通也歷經劫難,1926年,馮玉祥的部隊在北撤途中,500萬石糧食,150萬銀元都攤派到喬家開設的商號,遭此劫難喬家商號元氣大傷。到了1930年中原大戰,喬家票號大德通真正是到了生死抉擇的關頭。 
  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張正明:“1930年蔣閻馮中原大戰,當時山西自己發的一種鈔票叫晉鈔。大戰(閻錫山)失敗以后,晉鈔貶值,大量貶值,最后快成一張廢紙一樣了。弄到二十五塊晉鈔,才能抵一塊新幣,這種狀況。這種狀況下晉商對大家的存款,要取的時候怎么辦?他也可以趁機發一筆財,拿晉鈔換給你。但是當時的晉商沒有這樣做,他們把自己歷年的公積金拿出來,還按照新的幣來折給你,給你兌換! 
  本可以乘機大撈一把的大德通,放棄了最后一次東山再起的機會,幾乎把全部積累都投入到這有始以來最大的一次賠本買賣之中。原本就在困境中掙扎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終造成三十萬兩白銀的虧空。兩年之后,有著80多年歷史的老字號大德通悄然歇業。 
  事后,人們得知大德通做出這個舍生取義的決定,并不是一時沖動,他們認認真真地算過一筆良心帳。大德通的東家喬映霞說,即使是大德通為此倒閉,這樣大的一個財團也不至于讓自己人陷落到衣食無著的地步,但對于一個個儲戶來說,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對他們威脅將會是身家性命,兩者相比,孰重孰輕,不言自明。據說喬映霞講這段話時神情凝重、大義凜然! 
  在晉商前后四百年的歷史過程中,曾經赫赫有名的老字號,幾乎都隨著晉商的衰亡而消失了。它們像舞臺上已經謝幕的演員,靜靜地側身于歷史的帷幕之后。它們在鼎盛之時就不會張揚,現在更是敞開襟懷,任后人在這些經歷了百年風雨的磚瓦、廊柱之間,尋找它們充滿傳奇的歷史。這幅由道光皇帝所賜的匾額,盡管恰如其分地為晉商的事業做出了最好的概括。但這幅匾額從來就沒有被主人器重,日升昌把它悄悄地藏在最深的院落里。這一放就是1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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